节假日火车票太难买 不禁让人想起解放初期一票难求

栏目:历史趣闻 编辑: 时间:2019年05月17日 10:43:08

  【导言】前段时间因为意外的“五一小长假”,导致出游旅客突然暴增,互联网上各种有关“一票难求”、“抢票”的声音不绝;另一方面,因为实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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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导言】前段时间因为意外的“五一小长假”,导致出游旅客突然暴增,互联网上各种有关“一票难求”、“抢票”的声音不绝;另一方面,因为实在买不到目的地车票,部分旅客被迫“买短乘长”,导致持正常票的旅客无法上车的新闻,也引发公众质疑起铁道部门的应急能力,和对售票制度是否过时的疑问。

  一时间,这些闹心事儿在网民中哀鸿遍野,仿佛又回到了供求关系紧张的“票证时代”。

  今天我们就来忆苦思甜,聊聊真的票证时代的故事。原来,我们如今能靠网络抢票,抱怨买不得火车票也是一件“幸福”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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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建国初工业化牺牲百姓福利 “票证”压低生活消费

  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,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,中国1978年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,但是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%。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,还要高近9个百分点,这说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,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。

  老百姓付出的代价,“是勒紧裤带过日子”。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,全体中国人都过这整齐划一的“票证”生活,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。以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,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,即温饱生存型的需求,同时也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,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。然而这却不是民众理想和向往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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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阶段属于“供给决定型”,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制于整个社会能够提供的产品种类,数量的刚性制约。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,消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,过年置办年货的时候,在北方街上到处都是拥挤嘈杂的“长龙”,寒风中大家手中攥着粮票、油票等各种票证,急切地等着商店开门,买肉的时候总要挑肥肉,为的是回家能够再榨点猪油改善伙食。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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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如是我闻:票证时代如果没有票证光有钱也买不到东西

  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:仅以1962年为例,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。包括粮票、糕点票、糖票、油票、肉票、盐票、肥皂票、火柴票等等。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,品种约有30万,包括农村口粮粮票、工种粮票、补助粮票、知青回城粮票、光荣家属粮票、干部下乡粮票、军用粮票等等。

  “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,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,对号入座。为了照顾老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、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,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。”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,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“刻骨铭心”。

  “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。”经历者回忆称。

  事实上,新中国成立之前,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。银票、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,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。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。

  大部分专家认为,1955年粮票的诞生,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。

  从1953年10月开始,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、油料(包括食油)的统购统销政策。1955年8月,国务院颁布《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》,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。随后,油票、布票、麻酱票、肉票等相继发放。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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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票证制度催生“走后门”现象 造成黑市中票证交易

  由于票证对人们生活的限制与安排,必然会出现反对或违背票证制度的各种规定的做法,即各种反制度性行为的出现。典型的是“开后门”与黑市票证交易和自由市场的存在。

  人们是痛恨开后门的,但是现实又迫使人们想方设法走后门,有些人并以有后门而庆幸。这小小的票证之背后隐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,票证构筑出一幅人际交往的联络图。

  给人票证就是送人一份人情;拥有别人没有的或拥有比别人更多数量票证,就比别人有更多的生存或确切地说生活得更好些的机会,也就是在宽泛的意义拥有特权(当然是比较意义上的),你就处于“特殊阶层”(“特权阶层”)。

  票证制度不仅为走后门提供机会,而且必然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出现:黑市中票证交易的出现与自由市场(自由买卖)的存在。当然,人们不可能公开地进行票证买卖,它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进行的,否则就有严重的问题,而且往往是在政治上的问题。

  张乐天在《告别理想—人民公社制度研究》一书中对此有过描述:“从正式使用票证的那一天起,票证买卖就存在了,只不过60年代初中期的票证买卖特别盛行而已。票证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。欲卖票证的农民把票证夹在篮环上,自己坐在竹篮的一边,或在卖菜,或在悠闲地喝早茶。想买票证的看到篮环上的票证就会上前答汕,如果价格谈妥,就可以成交。当地的市场管理人员当然谙熟这一套‘把戏’,但都是熟人,何必多管?而外面来检查市场的人却不会注意到篮环上的几张小小的票证。”从制度角度说,票证买卖是不允许的,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的。比如,农民的智慧“把戏”与管理人员对“把戏”的听任态度,恰好说明了社会学中所谓的“制度化的逃避现象”这一点。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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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票证成为权力地位身份象征 分配票证可达整合社会民众目的

  领导干部要比一般的民众更有得到票证的渠道,他们在合法性的分配(其本身所得的原本就比别的阶层的人要多些)之外,能得到更多的非正常即非那么合法的票证。

  因为票证是一种符号。它是权力、地位、身份的象征,拥有某些其他人所没有或很少有的票证,就是表明其权力比别人大,地位、身份比别人高。

  票证是国家对人的一种身份性的认可,这就是说,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票证,丧失了或者说被剥夺了对某些票证的拥有,就意味着某种身份的丧失或被剥夺,表明了不为社会所认同。比如,六十年代初,由于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,导致不少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回到农村原籍,帮助国家克服经济困难,以渡过难关,而这些回到农村原籍的城里人又变成农民了,他们当然不再配享有过去作为城里人时所拥有的票证。

  总之,票证是一种符号,其背后是权力,是一种政治权力,符号霸权的实质就是政治霸权。它是想通过票证的分配来安排人们的生活,决定人们生活的自由度,欲将人们的生活一体化以期纳人到有序化的政治生活之中;可以通过票证的分配制度达到整合社会民众行为之目的。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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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1984年开始票证逐步取消:让市场和价格来调节供求

  1984年11月1日这一天,深圳大大小小的粮店贴出告示:从今日起,买粮不需凭粮本。三号大米每斤由0.146元调到0.29元……这一天,深圳副食品全部敞开供应,价格放开,取消一切票证和国家对粮、油、肉、布等商品的补贴。

  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“里程碑”事件,它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近四十年的票证制度。

  资料显示,1983年,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.1832亿斤,其中从外省调入的牌价粮(平价粮)占60%,剩下40%的议价粮;议价粮价格比牌价粮高出40%以上。有户口的买牌价粮,没户口的就必须买高价粮。

  深圳市委召开会议,决定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制度。

  在改革方案试运作的头几天,确实出现过抢购粮油的“长龙”,然而不过一个多星期又自动消失了。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,深圳取消粮票后,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。

  这一场被称为“放调结合、以放为主、理顺价格”的改革,从1984年末持续到1987年底,深圳市场成功闯过价格改革关。

  此后,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,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,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粮食定量供应。而随着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,市民手中的票证名存实亡,越来越多票证退出历史舞台。

  1993年4月1日,按照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》,取消粮票和油票,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。从此,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历程的粮票、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谢幕演出。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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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笔者说】肉票、粮票等票证已远离我们的生活而去了。不过在今天国人的生活中出现了其他种类的票证,只是这些票证已是发财的机会或标志,与过去的完全不同了。面对着现在人们对某类票证的疯狂,不禁想起过去岁月中的票证,忆起那个时代人们的贫苦。

  今天的火车票从某种角度上讲,虽然也是一种旧时代票证制度的延续,但出现“一票难求”的情况,更多的是市场造就的供求矛盾,而非一元指令化社会下,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所形成的畸形社会现象。我们在抱怨、调侃春运、小长假火车票的同时,也需回望过往,看到我们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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